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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孝通民族研究的文化内涵

来源: 作者: 人气: 发布时间:2017-05-24
摘要:提要:本文较为系统地总结费孝通民族研究思想,试图寻找其内在的文化探索逻辑。民族研究是费孝通毕生从事的工作,同时也是他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,以此为主线不断提升其

  提 要:本文较为系统地总结费孝通民族研究思想,试图寻找其内在的文化探索逻辑。民族研究是费孝通毕生从事的工作,同时也是他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,以此为主线不断提升其整体的学术思想。金秀大瑶山调查让他切实感受到文化构成和文化模式,由此引发多种文化类型的比较研究;中年、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他着力于引导性文化变迁,以“志在富民”的胸怀推动社会进步;老年后他进一步关注全球化下的文化失序,在深刻的文化总结和反思基础上,强调文化调适和文化自觉,为推动和谐中国、和谐世界建设做出了卓越的学术贡献。

  关键词:费孝通 民族研究 文化探索

  为纪念费孝通、王同惠大瑶山调查八十周年,借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所“创新工程”重大专项课题《21世纪初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调查》,2014年我第三次带队到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所在的大瑶山开展追踪调查,2015年出版了《金秀卷》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专题学术研讨会。2015年是费孝通江村调查八十周年,我第四次到苏州市吴江区,与师友一起拜谒费老墓地,回到熟悉而又陌生的开玄弓村。回顾费孝通的一生学术经历,我总结为“从实求知看世界,三级二跳论中国,差序格局说乡土,多元一体求认同,志在富民是心愿,边区城乡重行行,文化自觉强华夏,和而不同安天下”。

  在跟随费孝通从事民族研究的近三十年历程中,我对他的民族研究思想亦步亦趋,却总是陷于一城一地的局部领悟状态。蓦然回首,却发现费孝通从来不是孤立地研究民族问题,而仅只是在民族研究上着力最早且持续一生,他是从“民族”这种常见的文化现象入手,或者说以此为线索,不断推进对人类文化的认识,其终极目的是如何让社会更美好。他以社会人类学的独特视角,不断提升文化研究的内涵和外延,在“志在富民”的表达下为中国实现现代化不懈努力。可以说费孝通终生都走在文化探索的路上,而且是以民族研究为主线的递进探索过程。那么,这一过程是如何展开,又是如何步步深入,包含着什么样的内在逻辑呢?

  一、从人类学里吸取认识和改造中国的知识

  早年的费孝通,饱受经世致用的文化传统和父母亲乡土情结的影响,再加上当时救国强国的社会氛围,使他从学医救人转变为学社会学以救中国。在燕京大学二年级时,费孝通和哥哥费青一起翻译了英国人詹姆斯·艾伦的《在龙旗下——中日战争目击记》,在《再生》杂志上连载,文章详细记载了作者亲历中日甲午战争的惨烈场景。“译者的话”表达了兄弟俩当时的心情:“译者在逐句翻译时,虽则眼前只见懦弱和卑鄙,残暴和凶恶。但对于我民族,我世界,我人类,依旧抱着无限的希望。”[1]正是这种希望和责任,使费孝通树立了“从认识中国到改造中国”的信念。

  他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习,给了他基本的学科框架和更大的不满足,因为课堂上缺少现实的中国。他在《花蓝瑶社会组织》编后记中说明他们去大瑶山的原由:“我们是两个学生,是念社会学的学生。现在中国念社会学的学生免不了有一种苦闷。这种苦闷有两个方面:一是苦于在书本上,在课堂里,得不到认识中国社会的机会;一是关于现在一般论中国社会的人缺乏正确观念,不去认识,话愈多视听愈乱。我和同惠常在这苦闷中讨论,因为我们已受了相当社会学理论的训练,觉得我们应当走到实地里去,希望能为一般受着同样苦闷的人找一条出路,换言之,想为研究社会的人提供一个观点,为要认识中国社会的人贡献一点材料。”[2]

  师从史禄国的两年清华大学人类学研究生经历,给了他类型加比较的基本研究方法,1935年和新婚妻子王同惠的大瑶山调查,成为他真正从事文化研究的起点。“异”文化的强烈感受和一死一伤的惨痛经历,使他对文化有着与别人完全不同的理解。费孝通自己总结到:“我通过瑶族调查,对社会生活各部门之间的密切相关性看得更清楚和具体了。这种体会就贯串在我编写的这本《花篮瑶社会组织》里。我从花篮瑶的基本社会细胞家庭为出发点,把他们的政治、经济各方面生活作为一个系统进行了叙述。”[3]以至他自认为进山前他是体质人类学工作者,合乐888www.vichyhk.com,出山后就变成社会人类学工作者,不自觉地掌握和应用当时世界上最流行的功能主义分析方法,文化模式和文化类型比较的认知方式,已经开始扎根。费孝通在和美国学者巴博德谈话中专门聊起这一转变:“我在去伦敦经济学院之前就是一个功能主义者。这是从我对体质类型研究——从体质人类学自然出现的方向。我随后把它应用于人类文化类型。因此我要说我的主要观点和研究方法在三十年代早期已经形成。我作为体质人类学者进入瑶山而出来时成了社会人类学者。”[4]大瑶山调查以后的《江村经济》、《云南三村》等著作,无非是对中国不同类型的社会进行文化归纳和比较的顺势推演,是从大瑶山老根上长出的新枝。文化的完整性和不同类型的比较,这是费孝通文化研究的第一个阶段。

  费孝通在《花篮瑶社会组织》的编后记中,明确表示进瑶山调查,是想为研究社会的人提供一个观点,为要认识中国社会的人贡献一点材料。“我们所要贡献的是什么观点呢?简单说来,就是我们认为文化组织中各部分间有微妙的搭配,在这搭配中的各部分并没有自身的价值,只有在这搭配里才有它的功能。所以要批评文化的任何部分,不能不先理清这个网络,认识它们所有相对的功能,然后才能拾得要处。这一种似乎很抽象的话,却正是处于目前中国文化激变中的人所最易忽略的。”[5]有了文化是完整结构而且其子系统不断平衡的思想,费孝通告诫人们面对旧中国这一部巨大的老机器,虽然人人都急于改造,但不能随意“拆搭配”,否则运转更不灵,要有效地改造中国,首先要充分地认识中国,进行中国各种文化类型的比较研究。因此就有了抗战时期的“魁阁”的艰苦奋斗精神,参与“中华民族是一个”讨论以及相继推出了《云南三村》、《乡土中国》、《生育制度》、《皇权与绅权》、《初访美国》、《美国人的性格》、《重访英伦》、《内地的农村》、《乡土重建》等一系列的早期作品。费孝通自己介绍说:“依我这种对社会学趋势的认识来说,《生育制度》可以代表以社会学方法研究某一制度的尝试,而这《乡土中国》却是属于社区分析第二步的比较研究的范围。”[6]从这两本费孝通早期的代表性著作中,不难看出大瑶山调查在学术上对他所产生的深刻影响。

  回顾费孝通的人生,正如他诗里写的一样“多经暴雷雨”、“荣辱任来去”[7]。他经历了两次婚姻,前妻王同惠大瑶山之死是他一生的痛,促使费孝通坚定不移地去实践他们年轻时的梦想,义无反顾地毕生“用一人的体力来做二人的工作”;他经历过三次死亡考验:1935年大瑶山是“我应该死而没死”,1946年昆明民主运动是“有人要我死而我没有死”,1966年文化大革命是“我考虑过自杀但是没有去做”[8]。无论人生如何起伏跌宕,费孝通都始终不渝地坚持“我们所认定‘从认识中国来改造中国’是救民族的正确大道,”坚持孜孜不倦地探索中国的文化和社会。费孝通在晚年写道:“我是想从人类学里吸取‘认识中国,改造中国’的科学知识。我这样说,也这样做。一生中虽则遇到过种种困难,我都克服了。年到七十时,我还是本着这个‘志在富民’的目标,应用人类学的方法,到实地去认识中国农村,中国的少数民族,凡是穷困的地方我都愿意去了解他们的情况,出主意,想办法,帮助他们富起来。我是由人类学、社会学、民族学里得到的方法和知识去做我一生认为值得做的有意义的事。” [9]

  二、志在富民推动引导性文化变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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